武德九年八月初九（626年9月4日），唐高祖李渊将皇位禅让给李世民。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即位，是为唐太宗。次年正月初一，改年号为“贞观”。一代明君李世民，在取年号上也大有讲究。“贞观”两字取自《易经·系辞下》“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所谓天地之道，就是天地间万事万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个规律就是一个“正”字。南宋理学家朱熹曾对“贞观”之意作出这样的解释：“贞”，正也；“观”，示也。“贞观”即以正示人也。从“贞观”年号确立上，不难看出李世民的执政初心。此后，年号“贞观”便伴随大唐走过了23年，开创了久负盛名的贞观之治。
时光如白驹过隙。李世民即位时，虽然大唐王朝已经走过九个春秋，但是李世民从父亲李渊手中接过的仍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旧江山。“率土之众，百不存一；干戈未静，桑农咸废；凋敝之后，饥寒重切。”虽然百姓已摆脱了战争阴影，但他们依然生活在贫困与饥寒之中。如何使大唐王朝焕发勃勃生机，这是李世民不得不面对的执政大考。
朝堂之上，百官朝贺，呈送祥瑞，君臣欢饮达旦。万人巡游，令人炫目，仿佛血溅玄武门的那场惊心动魄的杀戮从未发生过一样。荣登帝位的李世民既没有清除李建成的余党，也没有剪灭那些功高震主的权臣，而是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宽容与和解，先后三次大赦天下，对李建成和李元吉余部也不予追究，当然，这其中礼遇最高者当属魏征。 魏征原是李建成的心腹，曾极力主张李建成尽早对李世民下手。玄武之变后，李世民问魏征为什么离间他们兄弟，魏征从容回答：“如果太子听我的建议，就不可能有今天了。”魏征以自己的无惧无畏和忠诚，赢得了李世民的赏识，被任命为詹事府主簿。贞观元年（627年），再擢升为谏议大夫。李世民不计前嫌，反而重用魏征，使其感激李世民的知遇之恩。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贞观年间，魏征在朝廷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王理曾以“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形象反映了魏征正色当朝的自我要求。事非经过不知难。高高坐在皇帝宝座上的李世民，透过高大殿门，眺望着远方的城郭和山峦，思绪也渐高渐远。从秦王到帝王，伴随着隋朝的土崩瓦解和大唐王朝的波澜起伏，李世民在血与火的洗礼和生与死的历练之后，清醒认识到君临天下的威仪背后是建立强盛国家的责任。正如“显德”殿所寓所指——有责任有义务向天下苍生彰显他治国理政的恩德。 对于马上打天下的李世民来说，治天下却是个棘手的大问题。李世民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审时度势，他从消灭隋朝的过程中，不仅看到了战争带来的满目疮痍和民生凋敝，也从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中，也越来越清醒认识到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李世民非常清楚自己是背负着“杀兄逼父”的恶名登上权力巅峰的，改变百废待兴的大唐王朝的面貌，不仅是职责所系，更是心灵救赎。他必须胸怀天下，勤勉理政，恩德四海，强盛大唐，才能给天下百姓一个更满意的交代。 武德九年（626年）十月，刚登基不久的李世民，将魏征、左仆射封德彝等众大臣召集到显德殿，以“自古理政得失”为主题，组织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大辩论。李世民深有感慨地说：“朕不图流芳百世，名垂千古，只想尽力把天下治理好，使大唐子民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可是前朝昏庸，战事不断，人民涂炭，现在终于天下稳定了，但是要达到国富民强，迫切需要治理良方啊！”面对皇帝李世民的无限感慨，群臣如履薄冰，不敢开口。“诸位爱卿，皆是饱尝之士，各抒己见，但说无妨。”在李世民一再鼓励下，众人纷纷议论，各说各理，莫衷一是，辩论不断升温。李世民一边举杯慢慢啜饮，一边静静倾听。 首先，大臣魏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李世民说道：“陛下，不然，天下不是好治不好治的问题，只要认真治理，就能治好。” 李世民听了魏征的话，又提出自己的疑惑：“古人说，贤人治国兴邦，要一百年才能把国家治好。今承大乱之后，急求大治，能够很快获得成功吗？”“没有作为的人肯定不行，贤明的君主治理国家，上下同心，共同努力，一个月可颁布政令，三年可见成效。”魏征充满信心地回答。在他看来，如果天下长久安定，民众则骄逸，不容易教化，但是，战乱之后，百姓经历愁苦，非常渴望和平，则比较温驯听话，就如同饿者思食，渴者思水的道理一样。他认为“大乱之后”不是难治，而是更加好治。大殿上的官员都被这君臣二人的对话吸引住了，房玄龄、长孙无忌、王珪也都向魏征投来赞许的目光。 李世民听了魏征的话，频频点头，深以为然。但是，他还想倾听听别人的意见，故未表态。果不其然，魏征的观点也遭到了部分大臣的反驳，首当其冲的便是尚书右仆射封德彝。封德彝见魏征口若悬河说得差不多了，慢慢起身用一副老于世故的口气说：“自夏、商、周以来，人心越来越奸佞。因此，秦朝采取严刑峻法，汉朝则刚柔并济，三国两晋南北朝，隋仅二世而亡，都是人心不稳造成的结果，教训深刻。魏征一介书生，不识时务，只懂得纸上谈兵，倘若听信他的言论，国家灭亡指日可待！”在封德彝看来，现在人心不古，必须实行严刑峻法，否则天下难治，这一观点也得到许多人的认同。
魏征不甘示弱道：“古往今来，大乱大治的例子比比皆是，黄帝、尧舜、商汤、周朝都是如此。如果按你所说，古人都人心淳朴，今人都是奸恶，岂不是今人皆为鬼魅了吗？果真如此，陛下又如何治理天下？！”封德彝一时无言以对，群臣皆为魏征叹服。
魏征强调的是教化百姓，显而易见走的是“王道仁政”路线，倡导以仁义道德治理天下，而封德彝则强调的是“严刑峻法”，用暴力和刑法进行统治，以暴制暴。这场“王霸之辩”以魏征胜利而告终。李世民立于朝堂之上，昭告天下：“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在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李世民望望辉映着春日骄阳的山峦和城郭，再望望朝堂之下排列整齐的威武之师，铠甲锃亮，戈载生辉，心中浮现出一幅清晰的国富民强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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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右仆射封德彝，为何会持“霸道”治世观点呢？这大概与他的出身和经历有关。众所周知，隋朝和唐朝都是关陇贵族开创的，作为前朝中坚力量的关陇贵族集团，也都是以军功起家，他们痴迷武力和强权，对文化却不够重视，而封德彝恰恰就是其中的主要代表。封德彝智识过人，在隋炀帝时期，受到内史侍郎虞世基倚重，与其狼狈为奸，使得朝政日益败坏。江都之变后，他又追随宇文化及，任内史令。宇文化及败亡后，封德彝归顺唐高祖李渊，拜中书令，封密国公。后被选为天策上将府属官，说是辅佐秦王李世民，却暗中支持太子李建成，李世民即位后，拜其为尚书右仆射。所以说，这场朝堂大辩论，实际上是两股执政势力的暗战。尽管李世民也出身于关陇贵族集团，但是他最终还是采纳了魏征的建议，以德治国。从此，“王道仁政”遂成为贞观一朝的基本国策，引领着大唐王朝走出了漫长而黑暗的历史峡谷。
人性的弱点就是喜欢赞扬，不喜欢批评。但是，李世民又是如何克服人性弱点和权力障碍的呢？
首先，李世民的权力是逆袭，不是顺接，说得难听一点就是抢班夺权，所以他必须向天下百姓交出一份更加优异的答卷，只有这样才能挽回影响。要做到这一点，他就必须克服别人克服不了的难题。
其次，李世民和他的大臣们站在历史巨人的肩膀上，亲眼目睹了隋朝的灭亡，这使他们能够清醒认识到百姓之乱都是时势所逼，如果有一线生存之机，谁会放着好日子不过呢？ 最后，李世民十分注重学习。在他即位之前，早在唐武德四年（621年），就组建了“文学馆”，收聘贤才，以杜如晦、房玄龄、于志宁、苏世长、姚思廉、薛收、褚亮、陆德明、孔颖达、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颜相时、许敬宗、薛元敬、盖文达、苏勖等十八人号称十八学士，分番直宿，每日引见，讨论文典。当时人们羡慕学士入馆，称之为“登瀛州”。李世民即位后，又在京都设立弘文馆，徵集图书二万余卷。同时，诏令重建地方州县学校，扩充京师国子监，延聘名儒出任学官，生员多至万人。现存二十四正史中有三分之一是贞观时代编撰完成的。所以，踩着历史累累白骨和殷殷鲜血上位的李世民，如果不想重蹈覆辙，就必须以史为镜，接受历史的经验教训，这也是他注重学习，始终把纳谏作为一项主要工作内容的重要原因。 李世民大力倡导“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武德九年（626年）九月的一天，李世民与群臣商议开国元勋爵位食邑确定的问题，大家议论不止，纷纷争功，唯恐落后。淮安王李神通上前说道：“陛下，臣在关西起兵，首先响应义旗，现在房玄龄等人的功劳却在我之上，我内心不服。”李世民笑了笑说：“房玄龄等人运筹帷幄，安定大唐江山，论功行赏，功劳本来就应该在叔父您之上。叔父是皇族至亲，我对您确实没有什么吝惜的，但是，也不能凭借私情胡乱地与有功之臣同等封赏。”说得李神通哑口无言，大家心悦诚服。 在《资治通鉴》《唐太宗论举贤》一文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李世民命令封德彝荐举贤才，可是过了很长时间，却没有见他荐举过一个人，李世民就质问其原因，封德彝说：“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意思是说，不是我不尽心，只是当今没有杰出人才罢了！李世民立即反问道：“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意思是说，用人跟用器物一样，每一种东西都要选用它的长处。自古以来能使国家达到大治的帝王，难道是向别的朝代去借来的人才吗？说得封德彝羞惭地退下。 作为骑马打天下的皇帝，李世民不仅箭术一流，而且还非常喜欢收藏弓箭。每次大战结束，他都会将战场上缴获的名贵弓箭收藏起来，先后收藏了十多把，并引以为傲。有一次，侍卫为了讨好李世民，对他说有位工匠能够辨别弓的优劣，于是李世民便兴冲冲邀请这位工匠入宫鉴定弓箭，结果却深受打击。后来，李世民对太子少师萧瑀羞愧地说起此事：“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数，自谓无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则脉理皆邪，弓虽动而发矢不直。’朕始悟向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资治通鉴·唐纪》）。我是靠着弓箭平定四方的，都不能做到十分了解弓箭，更况且天下事物，岂能全都知道？”
李世民从弓箭的好坏上，得出治理国家得与失的道理，由情至理，由理入情，发人深思！正是为了解决自己不知的问题，后来他命令京中五品以上官员轮换住在中书省，以便可以随时召见这些官员，了解民间疾苦，政治得与失。贞观元年（627）正月，李世民下诏令：今后中书省、门下省以及三品以上官员入阁商议国家大事，都要有谏官跟随，遇有不当之处，谏官必须立刻进谏。
作为战神的李世民，平时神情严肃，风采英武刚毅，大臣觐见时都手足失措。李世民得知情况后，每有大臣上朝奏事，对他们都是和颜悦色，希望听到规谏之言。 李世民曾对大臣们说：“人想要看见自己的形体，一定要借助于镜子；君主想知道自己的过错，必须要善待忠正耿直的大臣。如果君主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大臣阿谀逢迎，顺从旨意，君主就会失去国家，大臣又岂能独自保全！虞世基等人对隋炀帝阿谀奉承以求保全富贵，炀帝被杀后，虞世基等也难免一死。望你们以此为戒，每件事的得失，都要不惜畅所欲言！”（《通鉴纪事本末·贞观君臣论治》。正是由于李世民善于兼听，他的“王道仁政”之路才越走越宽广。
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在《七德舞》中写道：“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来赞美李世民的仁德。“怨女三千放出宫”说的是李世民刚登基不久，一天，他在宫中和长孙皇后散步，走累了，在庭院休息时，李世民看见给长孙皇后倒水的宫女有些年纪，便问她多大了，宫女说三十岁了。在当时三十岁是高龄了，历史上有许多皇帝都没活过三十岁。李世民又问她其他宫女的情况，这个宫女如实回答。原来皇宫中有一部分宫女都已经三四十岁了，她们基本上都是从隋朝开始就在宫中。李世民听后动了恻隐之心，他想自己已经是后宫佳丽三千了，再让前朝宫女呆宫里，老死在宫中，实在是于心不忍。于是，李世民对侍臣说：“妇人幽闭深宫，情实可愍，今将出之，任求伉俪。”李世民觉得深宫之中的宫女非常可怜，没人疼爱，得不到家庭温暖，所以决定特赦三千宫女出宫，让她们重获自由身，寻求幸福婚姻。他这样做，至少有三方面好处。一是按照以往惯例，这些宫女在宫中一直要到终老，如今把她们放出宫去，可以减少朝廷的这笔开支。二是唐朝刚立国，此前连年战争，人口锐减，这些宫女出宫后，可结婚生子，繁衍生息，增加人口。三是宫女老死宫中，无人问津，十分可怜，放她们出宫遂了人性，做了人情，赢得赞誉。
“死囚四百来归狱”说的是贞观六年（632年），李世民在查阅典册时发现，当年全国有390名犯人要被处以死刑，为防止出现冤假错案，他决定亲查刑狱案件。在复核时，李世民纠正了不少冤假错案。在与死囚接触时，死囚哭着向他提出最后的请求：他们知错了，悔过了，想和家人团聚几天，这样才能瞑目。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李世民想了想就同意了，可是刑狱官却不敢同意，说：“这些可是死刑犯，他们犯的都是死罪，好不容易才把他们抓住，要是放出去岂不是放虎归山？”李世民一听，觉得亦有道理，但是这些死囚的确十分可怜，他思前想后，最后还是决定放死囚们回家探亲，并定下规矩，让他们签字画押，秋后必须自行回来接受惩罚，结果到了秋天，390多个囚犯全都回到监狱等待处决，一个都没少。李世民龙颜大悦，没想到死囚都这么讲信用，他大笔一挥，决定将这些人的死刑改为劳役，用劳动改造换取生存机会。以上这两件事，再次说明李世民爱民如子，尊重生命，不滥杀无辜，仁政理念深入人心。同时，也是提醒那些负责审判的官员，决不能徇私枉法，滥杀无辜。
爱民如子，尊重生命，也只是李世民文治武功的第一步，为了进一步节省国家开支，李世民决定实施削藩裁撤政策。为了进一步节省国家开支，李世民决定实施削藩裁撤政策。有一次，他问封德彝说：“我们现在封王的情况怎么样？”封德彝答：“现在是有史以来最多的时候。” “这合适吗？”李世民问。封德彝说：“不合适，不能示天下以公！” 既然“不能示天下以公”，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被封王呢？原来大唐建立后，李渊不仅赏赐了很多有功之臣，而且还对这些功臣的子弟都封了官。以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为例，大业十三年（617年），武士彟资助唐国公李渊晋阳起兵，后授大将军府铠曹参军，随李世民平定长安。唐朝建立后，名列“太原元谋功臣”之一，官至工部尚书，封应国公。武士彟的兄弟子侄因为他也都封了官，武家的情况就是大唐初年的一个缩影，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立功的人多，封官的人就更多了。因此，武德年间有“十羊九牧”之说，朝廷负担格外沉重。
为了彻底改变“十羊九牧”的局面，李世民决定大刀阔斧实施削藩裁撤政策。为了让那些被裁撤的官员心服口服，李世民决定先拿自己的家人开刀，给天下做表率。在裁撤其他官吏之前，他首先裁撤了几十个郡王，这些郡王都是大唐太祖景皇帝（追封）李虎的子孙，都是李世民的堂兄弟和近亲。大唐之初，李渊不但把自己的亲兄弟都追封了王爵，就连叔伯兄弟及其子嗣，只要到胜衣之年，也都封了爵位。李世民决心先拿这些人开刀，也是以实际行动昭告天下：“朕的亲戚没有功劳都要裁撤，你们还有什么好抱怨的？” 裁撤郡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第一个阻力，就来自太上皇李渊，当初这些郡王都是他封的，如今要裁撤必须征得他的同意。好在李渊并不糊涂，他也清楚“十羊九牧”危害和后果，并未阻挠。得到太上皇李渊默许后，李世民开始征求大臣们的意见，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魏征等纷纷支持，只有老顽固裴寂强烈反对。但是，裴寂毕竟是独木难支，裁撤郡王很快就被提上议事日程。 历史上的削藩，可都不是闹着玩的，汉景帝就是因为削藩才引发七国之乱。李世民的裁撤，等于直接端走了郡王们的蛋糕。这些郡王有封国，有田地，有兵马，当然不甘心到嘴的肥肉被抢走，纷纷表示反对，并引发了不小的震荡。就拿李世民的叔父李神通来说，他有五个儿子被撤销郡王爵位，改封公爵。李神通倚老卖老，坚决反对裁撤，后来李世民恩威并施，总算让他闭了嘴。李神通的坚决反对是口头，也有更激烈的。长乐王李幼良，是唐高祖李渊六叔李祎的儿子，直接想起兵造反，事情败露，为杀一儆百，李世民直接赐给李幼良一杯毒酒。
李幼良的死，并没有阻止住郡王们的抵抗。义安郡王李孝常，是隋朝大将李圆通的儿子，唐高祖李渊的族弟。当年李渊攻打长安时，李孝常献出永丰仓军粮，率众归降，授光禄大夫。武德元年（618年），封上柱国、义安郡王，出任利州都督。正是由于李孝常叛隋献粮，为刚刚起兵的李渊提供了大量粮食支援，间接导致骁果军思乡哗变，杀死隋炀帝，李孝常被封为义安郡王可谓实至名归。李世民裁撤郡王，只裁无功之臣，李孝常属于有功之臣，本不在裁撤之列，可他担心躲得过初一躲不了十五，于是联合右武卫将军刘德裕、统军元弘善、左监门将军长孙安业、滑州都督杜才干等人，准备发动第二次玄武门之变，迎太上皇李渊复位，自己则效仿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人算不如天算，李孝常谋反还是提前“暴露”了，在审判李孝常时，李世民把所有在京宗室子弟召集在一起，当着他们的面，以谋逆罪将李孝常斩首。 斩了李孝常之后，李世民的削藩得以顺利推进，再没引发更大风波。眼看着皇帝宗亲都被裁撤了，那些无功之臣自然老实多了。据《资治通鉴》记载，贞观时期整个大唐朝廷（不包括地方官员），文武官员仅剩下643人。通过裁撤郡王和削减官员，大大减轻了百姓负担和朝廷岁支。 在削减藩王和官员的同时，李世民还吸取汉朝分封制的前车之鉴，大张旗鼓精简机构。贞观元年（627年），李世民决定合并郡县，实行“州县制”。这里所提到的“州县”，并不是沿袭前朝的“郡县”，李世民认为“郡县”两级不足以制霸大唐江山，所以要实施“州县制”。贞观时期，朝廷根据人口的多少，把州分为上、中、下三等，通过州和县来管理地方。后来又依照山川地理环境，把全国划分为十个“道”，分别是关内道、河南道、河北道、河东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和岭南道。“道”的出现，成为我国疆域史的一个新创举。最初的“道”不是行政区，只是地理区划名称,不设机构,不派官员,与地方行政无关，是个监察区域，由皇帝派出观察使，不定期视察道内各州县的行政事务，对地方官吏加以控制和监督。但是到了后来，“道”逐渐演变成为一级正式行政单位，观察使也成为地方行政长官。据史书记载，贞观十三年（639年）时，全国共设州350多个，县1500多个，“州县制”的改革，不仅减轻了百姓负担，也更加有利于朝廷统治。 人类的发展史，也是一部战争史。唐朝建立初期，除了那些揭竿而起的起义军，更强悍的对手，当属活跃在大唐北方的突厥民族。“突厥”一词，最早在公元540年出现在中国史册里，它是蒙古高原和中亚地区民族集团的统称，也是中国西北与北方草原地区继匈奴、鲜卑、柔然之后的又一个重要游牧民族。李唐王朝从建立之初，就饱受突厥的蹂躏和骚扰，所以李世民即位后，很多大臣尤其是戍边的大将都建议剿灭突厥。 李世民深知战争的残酷，一旦开战，消耗的不仅仅是粮食、衣物、兵器，还有许多人的生命，动辄数十万人出征的背后，是一个消耗财富的无底洞。兴，百姓苦，亡，百姓更苦。战争机器一旦启动，就会成为百姓生命的绞肉机和社会财富的粉碎机。
李世民经常与大臣们讨论隋朝灭亡的教训，他说：“隋朝灭亡不是因为贫穷（隋朝留给唐朝的粮食可够全国食用数十年），而是官府不肯开仓放粮，老百姓却没有粮食吃。再加上连年征战，老百姓不仅要无偿劳役还得自备口粮，农耕荒废，被断了活路。国家有钱有粮不等于平安，藏富于民比藏富于国更重要，要想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和谐，就要避免战争。”这也是李世民不轻易对突厥开战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大唐初期的军事实力也无法与突厥抗衡，必须慎战，等待待机，一旦动手，就必须彻底解决问题。
成功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从贞观元年（927年）开始，北方草原接连发生自然灾害，导致牛羊没有草吃，突厥人的日子苦不堪言。然而，颉利可汗是个暴君，越是自然灾害他越多征收税赋，而且还不断地攻打其他民族部落。
对于李世民来说，突厥既是老朋友，更是老对手。当年，唐高祖李渊在太原起兵后，他曾用空城计吓退过来犯的突厥军队，可是李渊明白自己军事实力无法与突厥抗衡，因此差遣刘文静出使东突厥，向其上表称臣，并与始毕可汗定下盟约：唐军攻下的地区、土地和人民都归李渊，金银财富则归始毕可汗。为此，始毕可汗还给李渊提供了一批突厥战马。武德四年（621年），颉利可汗即位后，开始破坏盟约，屡次协同铁勒、薛延陀等诸部南下，袭击大唐北方边城。武德七年（624年），李世民使用反间计智退突厥军队。但是，与突厥相比，唐军始终处于弱势，为此，当年李渊和李建成也曾想过迁都，以避免突厥的围歼。
公元626年，既是李世民最荣耀的一年，也是最耻辱的一年。荣耀是因为他成功登基为大唐皇帝，耻辱是因为签订了“渭水之盟”。玄武门之变不久，八月二十四日，颉利可汗便率领20万大军南下，兵锋直指长安。此时，刚刚经历巨变的大唐王朝，人心不稳，士气低落。李世民深知自身软肋，只好一边摆开要与突厥拼命的架势，一边以每年赠送大量金帛为条件，向颉利可汗求和，冒险率领长孙无忌、高士廉、房玄龄、侯君集、段志玄、独孤彦云等人，在长安城外渭水便桥南岸与突厥谈判。好在突厥并没有真正想入主中原，只是想趁火打劫，得点好处罢了。颉利可汗同意了李世民的和谈请求，双方在渭水河边斩白马盟誓，签署和平协议，史称“渭水之盟”。 渭水之盟，为李唐王朝发展经济、积蓄力量赢得了时间，李世民作为雄心勃勃的帝王，被迫签下了不平等协议，对他来讲可谓是奇耻大辱。然而，他心里十分清楚，如果想成就一番霸业，就必须懂得进退取舍，就当时的实力和条件而言，与突厥决一死战的胜率并不高，所以只能以牺牲经济利益来换取休养生息的时机。为彻底解除突厥的威胁，李世民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增强国力。在军事上，积极备战，他一反前朝不许臣下带武器上殿的规定，每天引数百名士卒在显德殿习武射箭，很快培养出一支能征善战的精锐部队。 然而，就在李世民励精图治时，一场罕见的霜灾横扫中国北部，几个粮食主产区都遭到了重创，大面积饥荒席卷而来。屋漏偏逢连夜雨，次年全国人口最密集的关中地区又遭遇旱灾，沃野千里的关中平原颗粒无收。接踵而来的自然灾害，让许多人联想起武德九年（626年）的那场宫廷血案，朝野间流传起李世民因弑兄杀弟才会遭此天谴的言论。面对天谴人怨的境地，李世民以其睿智的思维，敏锐意识到天灾侵害的不仅仅是唐朝，还应该有突厥，因为突厥地处唐朝更北方，影响应该更大。于是，李世民立刻派人前去打探，很快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就传到长安。果不出李世民所料，突厥的灾情比想象的更加严重，很多牛、羊、马被冻死、饿死，而且颉利可汗为了减少本部损失，强行要求归附突厥的部族增缴税赋。 生死存亡之际，归附部族不仅拒绝沉重的税赋，还推举位于大漠北部的薛延陀部族首领乙失夷男为真珠可汗，试图通过结盟共同对抗颉利可汗。得知这一情况后，李世民立即派使者拿着他的敕书前往薛延陀，以敕封乙失夷男为薛延陀可汗为条件，承诺与其共同夹击突厥。同时，突厥次汗突利可汗也因长期受颉利可汗压制排挤，暗中联络李世民，表示愿意归附。这一年，柴绍率军消灭了割据朔方（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的梁师都，一举收复了河套地区，占据反击突厥的军事要地。至此，李世民认为彻底消灭东突厥的条件已经成熟，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贞观三年（629年）十一月，李世民命兵部尚书、代国公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率十万大军兵分六路出击突厥。次年，李靖大军连破突厥，最终将颉利可汗擒获，盛极一时的东突厥汗国从此灭亡。消灭了突厥，不仅稳定了北部边境，拓展了疆域，而且还赢得北方各部落的归附，李世民被尊称为“天可汗”。
封建王朝，作为君临天下、富有四海的帝王，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纵欲，往往会视天下万物为一家之私产，巧取豪夺，毫无底线地满足自己的贪欲之心，最终导致亡国，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李世民之所以能成为后世广为传颂的明君，主要是因为他能克制自己的欲望，不榨取民脂民膏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李世民曾向大臣这样一个问题：大禹“凿九山，通九江”，秦始皇大兴土木营造宫殿，同样是动用民力，为什么百姓拥护前者，怨声载道后者？
李世民深有感触地接着说：“大禹旨在为民谋利，而秦始皇纯粹是想满足私欲，因而民心向背截然相反。”为了戒奢从俭，李世民定下4条规矩：“第宅、车服、婚嫁、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断。”《资治通鉴》对他戒奢从俭治国的思想曾这样记载：“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而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虽寥寥数语，但却精辟至极。 李世民常怀“不敢纵欲”的克己之心，带头实行节俭之道，在住房上，他提出“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的理论，坚决反对大兴土木。贞观元年（627年），百废待兴，李世民本来想建一座宫殿，展示一下“新朝气象”，尽管当时已准备好各种所需建材，但他思前想后，最终还是放弃了。李世民感慨道：“远想秦皇之事，遂不复作也。”第二年夏天，群臣以“夏暑未退，秋霖方始，宫中卑湿”为由，建议他“营一阁以居之”，又遭到他的拒绝。臣子们以为是李世民讲客气，于是再三请求，他就借着汉文帝的故事说道：“汉文帝本准备修造一个露台，台基都已建好，当得知工程需要消耗‘十家之产’后，立即下令停止。修建宫殿，糜费良多，我‘德不逮于汉帝，而所费过之’，绝非‘为人父母之道’。”大臣们听了，无不惭愧。
李世民不仅崇尚节俭，还旗帜鲜明地反对“以厚葬为奉终，以高坟为行孝”的不良风气，他一改秦汉以来“封山起冢”的做法，把九嵕山选为安息之地后，“因山为陵”，提倡薄葬，要求墓中“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在吃穿用度、出行、婚嫁等方面，他也是时刻注意带头节俭，从他与房玄龄在贞观十年的一段对话中可以窥知，李世民对房玄龄说：“朕每一食，则思稼穑之艰难；每一衣，思纺绩之辛苦。”所以李世民要求自己“唯欲躬务俭约，必不辄为奢侈”。
唐史记载：有一年除夕，家家户户张灯结彩，人们都把自己家最好的东西拿出来“辞旧迎新”。在古代，除夕是非常盛大的节日，李世民命所有官员锦衣华服，处处彩绸悬挂，宫中处处点亮蜡烛，庭院中还燃起篝火，整个皇宫宛若白昼一般。除此之外，还安排一些乐师、歌姬表演助兴，十分热闹。除夕之夜，李世民邀请了一位重要客人——隋炀帝的萧皇后。李世民想知道今日唐朝和往日隋朝相比有何区别，他问萧皇后：“此番此景，隋炀帝在的时候能有吗？”萧皇后笑了笑说：“一个是亡国之君，一个是造基之主，怎能相提并论。”李世民纳闷，想知道隋炀帝过年到底是个啥样子。萧皇后又接着说：“隋炀帝时，除夕之夜，皇宫里点篝火用的都是沉香木，如果火光暗了，就往篝火上喷洒一些‘甲煎香’，火焰几丈高，芳香几十里。一个晚上要烧掉200多车沉香木，用掉200多石‘甲煎香’。皇宫里也从来不点蜡烛和油灯，有120颗夜明珠，把宫殿照得如同白昼一般。”李世民听后沉默不语。
所谓“甲煎香”，是以甲香为主要原材料，再添加沉香、麝香等，用黄蜡为粘合剂合成的一种名贵香料。 “沉香甲煎为庭燎，玉液琼苏作寿杯。”李商隐在《隋宫守岁》里描写的就是隋炀帝时皇宫守岁的淫奢。隋炀帝把名贵沉香当柴烧，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最终他把“富莫如隋”的一个帝国白白给葬送掉。豪华奢靡不可取，前车之鉴，李世民非不能也，而是不为也。
上下同欲者胜。正是因为有了李世民的带头，朝野上下自然效仿，节俭成风，即便是位极人臣的宰相，也过着节俭清贫的生活。比如中书令岑文本，贞观时期最高的命令都出自他手，可谓“权倾朝野”，但他居住的房屋低洼潮湿，屋内“无帷帐之饰”，非常简陋，时有好心人劝他买房置地，改善一下居住条件，他却连连感叹道：“吾本汉南一布衣耳，竟无汗马之劳，徒以文墨致位中书令，斯亦极矣。荷俸禄之重，为惧已多，更得言产业乎？”劝说的人只得悻悻而退。 户部尚书戴胄，掌管着整个王朝的“钱袋子”，算得上“富甲京畿”，同样是“居宅弊陋”。戴胄去世后，连个像样的祭祀场所都没有，更别说“棺椁极雕刻之华”“冥器穷金玉之饰”了。最后，李世民只好下旨：“令有司特为之造庙。”并厚赠钱物，才把戴胄的丧事办成。太子太师魏征亦是如此，他一生向唐太宗进言200多次，因敢于直谏而“名闻天下”。在魏征病重之际，李世民前去探望，竟发现其住所既无正堂，又无家具，只能勉强遮蔽风雨。感慨之余，李世民立刻命人将准备建造小殿的木材运到魏征家里，为他建起临时客厅，并派使者给魏征送去他喜欢的素面布褥。魏征去世后，夫人力辞“一品礼”，送葬时连茅草扎成的人马都没有。 君臣一心，励精图治，天下太平，如何才能将节俭的基因传承下去？这是李世民一直思考的问题。他深刻认识到，不论是自己的弟弟还是儿子，这些皇室子弟“生而富贵，不知疾苦”、“百姓艰难，都不闻见”，往往不知节制，奢侈成性。如果自己把大唐帝国的重担，交到这样的人手里，实在放心不下。贞观七年（633年），李世民命令魏征编撰《自古诸侯王善恶录》，希望皇子们研读后，能够“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他还叮嘱辅佐太子的官员，教导太子时“常须为说百姓间利害事”，要“敦之以节俭，劝之以文学。”一旦见有奢侈骄纵之事，必须“切言直谏，令有所裨益”。 正如李世民所担心的那样，太子李承乾对治国理政兴趣不大，一门心思“骑射畋猎，饮酒酣乐”，并且“所应用物不为节限”，两个月“用物已过七万”，太子右庶子张玄素由此感慨：“奢侈之极，孰云过此。”李承乾还十分在意自己的房子和面子，他居住的东宫是隋朝建造的，已经十分奢华，但仍觉得不够，“更有修造，财帛日费，土木不停”。而且不顾百姓死活，在“盛农之时”动工，工程浩大，累月不止，工匠们敢怒而不敢言。李世民在《废皇太子承乾为庶人诏》中，痛斥李承乾“酒色极于沉荒，土木备于奢侈。倡优之技，昼夜不息；狗马之娱，盘游无度。”李世民还在《帝范》中单列“崇俭”一章，告诫太子李治要“俭以养性”、“守之以约。”庙堂之上，君臣一心，江湖之远，百姓们也得到了足够的休养生息。“由是二十年间，风俗素朴，衣无锦绣，公私富给。”北宋司马光对李世民的尚俭品德给予很高评价。 《资治通鉴》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及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资粮，取给于道路焉。”由此可见，贞观时期，人们的道德水准有了很大提高。唐朝著名史学家吴兢在《贞观政要》中写道：“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以来，未之有也。”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奢侈者可以为戒，节俭者可以为师。李世民吸取亡隋教训，纠正前朝弊端，任人廉能，知人善用；广开言路，虚心纳谏；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平定外患，稳固边疆，绥之以德，安定四方，最终取得“贞观之治”的盛世辉煌，也创造了属于他的“天可汗”帝王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