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七年（643年）正月十六日夜里，唐太宗李世民做了个很奇怪的梦，梦见老臣魏征穿戴整齐，参拜自己。梦里，李世民还纳闷呢：自己前天刚去探望过魏征，他已经病入膏肓，吃饭穿衣服都需人照料，怎么可能官服整齐参拜自己呢？李世民猛然惊醒，坐了起来。未几，外面有人启奏：“陛下，郑国公魏征归天了！”李世民闻之，顿时两行热泪流下来了。
李世民眼前立即浮现出他与魏征的曾经和过往：君臣论辩，魏征慷慨激昂的陈词；国难当头，魏征掷地有声的谏言；垂垂暮年，魏征病魔缠身的哀婉。两年之前，魏征被任命为太子太师时，病情已经在不断加重。“汉之太子，四皓为助，我之赖公，即其义也。知公疾病，可卧护之。”然而，在李世民一再挽留下，为了大唐江山社稷，64岁魏征拖着病体，强忍病痛收回辞呈。
病榻之上，魏征深知自己时日不多了，正月十五日这天，他感觉病情稍微好些，便挣扎着想坐起来。日夜守候的夫人裴氏，见昏睡几天的魏征终于醒来，一边扶一边问：“要吃的？还是想喝点什么？”魏征轻轻摇摇头，有气无力地说：“纸笔！”裴氏以为他要写遗书，心中顿生酸苦，泪水如同潮涌。裴氏强忍悲痛拿来纸笔，将纸铺在被上，把笔舔足墨，递给靠在床头上魏征。魏征枯瘦之手颤颤巍巍的艰难拿着笔，他哪里还能写字？分明是在涂抹。还没写几个字，就已经撑不住了，笔从手中滑落了下来。停一阵，又要纸笔，继续写……裴氏和家人，以及李世民派来守护的官员见此情景，无不掩面拭泪。 魏征病情日渐加重，自从病辞太子太师始，李世民就已经感觉到这位老臣余日不多了，想想自己即将失去一位丹心耿耿、直言敢谏的良臣，心情也十分沉重。 数日之后，李世民决定便亲自到其家中探视。轻车简从，没有让人通报，直接御驾亲临。裴夫人等来不及回避，忙向唐太宗李世民行跪拜之礼，坐在卧榻上的魏征也拼命挪动，却无济于事，裴氏帮他披上朝服，费力折腰表示参见。李世民见状忙说：“爱卿免礼！”他靠近魏征的卧榻坐下，发现魏征纸上的“涂鸦”，便随手拿了过来，虽然内容一时辨认不清，但是开头“陛下”二字隐约可见。李世民心想，病入沉疴的老臣魏征，至死还在为国家着想，为他着想，不由得热泪盈眶。李世民挥挥手，屏退左右侍从，转身裴氏说：“您去休息一会儿，朕与魏爱卿说几句话。”裴夫人会意地拜退，让李世民独自聆听魏征的最后谏言…… 李世民环顾四边，只见魏家室内陈设朴素无华，连个像样的居室都没有，不由得暗自感叹：“在富庶繁华的京城中，谁能相信这是郑国公魏征的宰相府呢？”他若有所思后把座椅向榻前移了移，君臣二人缓缓倾谈起来…… 回到宫中，李世民立即下令：“传朕的旨意，用修建宫殿的材料，立即为郑国公建造一座像样的居室，限五天内完工。”接着又下旨：“赐给郑国公屏风、被褥、几案、手杖等一套。”侍臣应声欲去，又被他叫住：“所赐物件，全部挑选素色的。郑国公平日节俭，当根据他的习惯行事！”最后，李世民还不忘叮嘱侍臣为魏征挑选最好的医生，并命令左屯卫中郎将李安俨住在魏征家，随时向他奏报魏征的病情。一一安排完毕，李世民心里才稍安了些。 就在魏征去世的前一天，李世民又亲自带着太子李承乾和衡山公主（新城公主）到魏征家中探视。此时的魏征已病入膏肓，说话都非常困难。李世民见状，忍不住悲从心来，他一边抚摸着魏征一边流泪，问他还有什么遗言和要求。魏征气若游丝地说：“寡妇不愁织布的纬线少，而忧虑宗周的危亡。”君臣泣泣而对。俄顷，李世民指着衡山公主说：“魏公，睁开眼睛看看你的儿媳吧！”此前，李世民已将衡山公主许配给魏征的长子魏叔玉，但此时魏征身体已经衰弱到无法起身谢恩了。 贞观十七年正月十七日（643年2月11日），一代良臣魏征终于走完了他跌宕起伏的生命历程。为悼念魏征，李世民废朝五日，亲临丧礼，痛哭流涕，并令内外百官及在长安的朝集使一同参加丧礼，太子李承乾也在西华堂为魏征举哀。随后，李世民下诏追赠魏征为司空、相州都督，赐谥号“文贞”；同时，赐羽葆、鼓吹，加班剑四十人，赠绢布一千匹、米粟一千石，恩准他陪葬昭陵。 魏征去世后，李世民很伤心，哭着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贞观政要》）。可以看出，李世民作为贤明君主，非常惜才、爱才，赢得了大臣的信任和爱戴。同样，作为大臣的魏征，以直言敢谏而闻名，也受到李世民的尊敬。据《贞观政要》记载，魏征一生向李世民面陈谏议就达五十次，呈送给奏疏十一件，谏诤多达“数十余万言”。其次数之多，言辞之激切，态度之坚定，是其他大臣难以比肩的。
魏征一生犯颜直谏，生活崇尚节俭。他去世后，可以按一品官礼节安葬，但妻子裴氏认为那样所需仪仗、器物太多，不符合魏征生前遗愿，对朝廷赏赐的一切仪仗和物品也都推辞不受，仅用白布、帷幕简单装饰灵车，不用花纹、色彩和刍灵（古代送葬时茅草扎成的人马）。李世民强忍悲痛，登上御苑西楼，望着魏征灵柩远去的方向，竭尽哀思。他命百官送魏征灵柩至长安城郊外，由晋王李治致祭，自己则亲自为其撰写碑文。李世民追思魏征不已，后又赐给其家人食俸九百户。 贞观十七年（643年）二月，李世民命少监阎立本为等二十四功臣画像，并悬挂于凌烟阁内，魏征位列第四，可以说死后风光无限。 翻开冰冷的历史，剥落岁月的尘埃，纵观魏征一生，可谓跌宕起伏。《旧唐书·魏征传》曾这样评价：“徵（征）少孤贫，落拓有大志，不事生业，出家为道士。好读书，多所通涉，见天下渐乱，尤属意纵横之说。”
魏征（580－643年）字玄成，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人。其父魏长贤以博通经史、文才出众而闻名，曾在北齐王朝担任著作佐郎，掌管编纂国史工作，因性情耿直，上疏讥讽北齐皇帝，遭到贬谪处分时却“处之怡然”。魏征父母早亡，家境贫寒，成为孤儿的他，可谓是在苦瓜汁里泡大的。尽管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但通过努力一定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魏征坚信“我的命运我做主。”从小发奋读书，不理家业。按常理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可魏征显然是个例外，他放着父母留下的家业不去经营，反而跑到道观里当了一名道士。史书对魏征的这个举动“定性”为“不事生业”，就是不务正业的意思。这也是为什么在演义小说当中，魏征被称之为“魏老道”的缘故。即便是做道士，魏征也依然保持着良好的家传素养，坚持读书学习，这也为他后来出仕入相奠定了坚实基础。 分崩离析的隋廷，犹如崩塌的山峦，一地碎石虽然挡住了魏征的人生出路，却未能阻挡住机遇的到来，反之为他开启了更为曲折的人生。此时，天下群雄角逐之势逐渐形成，魏征果断出山，主动寻找机会。 “大业末，武阳郡丞元宝藏举兵以应李密，召徵使典书记。密每见宝藏之疏，未尝不称善，既闻徵所为，遽使召之。徵进十策以干密，虽奇之而不能用。”（《旧唐书》）。隋大业十三年（617年），魏征迎来自己人生第一个重要转折点，被武阳郡（今河北大名东北）丞元宝藏召至麾下任典书记。不久，瓦岗军席卷中原地区，魏征又跟随元宝藏起兵投靠瓦岗军。魏征的学识终究没有被乱世所埋没，李密发现魏征非常有文才，于是召其为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宗。魏征不辱使命，遂向李密献上壮大瓦岗的十条计策。但是，欣赏归欣赏，刚愎自用的李密，最终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当魏征进入瓦岗军时，中原已经彻底大乱，枭雄并起，李渊、薛举、萧铣等人皆起兵谋事。尽管李密对其十分赏识，也委以重任，但他的才能在瓦岗军中并没有得以完全施展。公元618年，占据洛阳的王世充进攻仓城、洛口等地，均被李密击败，取得小胜的瓦岗军开始洋洋得意起来。此时，魏征见人之所见，敏锐地看到潜在的危机，他对李密的长史郑颋建议：“李密虽然多次取得胜利，但是兵将也死伤不少，瓦岗又没有府库，将士们取得战功得不到赏赐。不如深沟高垒，占据险要，与敌人相持，待到敌人粮尽而退时，再率军追击，这才是取胜之道。”然而，郑颋对魏征的话置若罔闻，认为是老生常谈。魏征无奈，只得拂袖而去。 武德二年（619年），刚愎自用的李密，最终还是没能逃过功亏一篑的魔咒，被王世充击败，归顺了刚刚称帝的李渊，魏征也被迫归降李唐。从走进长安城的那一刻，魏征望着巍峨的王城，似乎看到了自己辉煌的未来，感觉到自己的名字将与这座光荣的城市，新兴的王朝紧紧联系在一起。此时的魏征，无论如何都想不到，自己通往辉煌的道路是如此曲折，如此凶险，实现人生价值的道路竟然一波三折。 入关降唐后，魏征的仕途之路，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而是被高高挂起，久不见任用。而此时，李密的旧部徐世勣（后改名李世勣，永徽年间又改名李勣），尚且占据着东到大海、南到长江、西到汝州、北到魏郡的大面积领土。偌大一块土地，既未降隋，亦未归唐，这对刚刚建立的大唐政权来说是个不小的威胁。于是，魏征便毛遂自荐，请求安抚山东，后被授予秘书丞，前往黎阳招抚徐世勣。经过魏征的劝导，徐世勣决定归顺李唐，并开仓运粮，接济淮安王李神通。后来得到李渊的高度肯定：“徐世勣不背德，不邀功，真纯臣也！”并赐徐世勣国姓，从此，徐世勣便改名为李世勣。应该说，魏征归顺李唐，首战便向新朝献上了一份可圈可点的投名状。 然而，世事难料，魏征在大唐政坛的闪亮登场，也仅仅是昙花一现。这年九月，夏王窦建德率军攻打相州，李神通不敌，转驻黎阳，最终被窦建德击败，魏征、李神通、徐世勣等人被俘。窦建德早就听闻魏征的才华，不计前嫌，任用魏征为起居舍人。“起居舍人”，是个官职名称，隋炀帝时始置，主要负责记录皇帝的日常行动和国家大事。 对魏征来说，机会就像一阵清风，有时轻盈拂面，有时擦肩而过。在经历了跟随李密归唐、被窦建德任用的跌宕之变后，魏征感慨地说：“我相信天生我于乱世，必不致我籍籍无名而终老，因为我从未放弃过我的理想。”很快，他就碰到了人生中第一个伯乐。窦建德被消灭后，魏征再次入唐。“隐太子闻其名，引直洗马，甚礼之。”太子李建成久闻魏征大名，于是，就任命他为太子洗马，礼遇甚厚。“洗马”始置于秦汉，作“先马”，后人误写成“洗马”。魏征的主要职责就是辅佐太子，教太子政事、文理。此时，“太子党”与“秦王党”的冲突正日益加深，作为太子洗马的魏征，多次劝谏李建成先发制人，及早动手。玄武门之变后，李建成、李元吉被诛，李世民曾厉声斥责魏征：“汝离间我兄弟，何也？”当时“众为之危惧”，魏征却坦然自若地回答：“皇太子若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其实，李世民也早已关注到魏征，惜才爱才的他，见魏征不仅不畏惧，反倒大气凛然，十分欣赏其胆识才能。于是，将其征赦免，并委任詹事府主簿。
青年寂寞荒凉，理想迂回挫折。魏征虽然不断遭遇“选择错误”，但最终还是在命运的安排下，几经周折遇到李世民。喜逢知己之主，君臣相见恨晚，李世民经常把魏征召入内廷问询良策，魏征也是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上性格耿直，有时据理力争，从不委曲求全。魏征明白“为君之道”最重要的就是如何治国，他总是不失时机地抓住李世民的发问，深刻阐述以礼安邦，以德治国的理念，不仅解决了李世民的疑难，也成就了自己，这正是魏征的高明之处。
贞观元年（627年），有一天，李世民问魏征：“爱卿，你说何为明君，何为暗君？”魏征闻之心中一动，从容答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昔日尧经常咨询下民的意见，所以有苗的恶行他才能了解；而舜善于听取四面八方的声音，故共、鲧、欢兜这些奸臣都蒙蔽不了他的视听。反之，秦二世只相信赵高，最终导致亡国；梁武帝任用朱异一人，才引发侯景之乱；隋炀帝偏听虞世基之言，天下大乱而不自知，这些都是反面的例子。所以人君应该兼听广纳，这样才能充分了解各方面情况，而不会受到一两个大臣的蒙蔽啊！”李世民闻听，频频点头称赞。从此，在魏征襄助下，李世民处理政务越来越顺手，君臣携手，开启大唐盛世，贞观之治也成就了一代名相。
这一年，李世民擢升魏征为谏议大夫，封钜鹿县男，命令魏征去河北安抚李建成、李元吉的旧部，并授予他面对问题自行决定的权力，由此可见李世民对魏征的肯定与信任。当魏征到达磁州（今河北磁县）时，正巧遇到押送前东宫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思行的囚车。魏征便对负责押送的副使李桐客说：“我动身前刚得到诏命，前东宫、齐王府的旧人都一律赦免不问，你们现在又把他们押送京师，这样做有违仁义，皇上的决定不能违背。”听了魏征的话，李桐客当即释放了李思行等人，并上疏朝廷，李世民览奏后非常高兴，并大大嘉奖了他。 李世民和魏征，一个是号令天下至高无上的盛世君主，一个是雄才大略性情耿直的位极人臣，随着时间推移，俩人渐渐成为知己。知音难觅，他们惺惺相惜，君臣携手，留下了一段段传奇佳话。李世民曾经很欣慰地对魏征说：“卿所陈谏，前后二百余事，非卿至诚奉国，何能若是？”意思是说，魏征所陈述进谏的事，前后有二百多项，不是至诚报效国家，怎么能够做到这样？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对于苦苦探寻治国之道的李世民，魏征的出现，无疑是天降左膀右臂。然而，正当魏征步入仕途快车道时，却有人诽谤他“阿党亲戚”，私自提拔自己的亲戚当官。李世民一听龙颜大怒，立即派御史大夫温彦博去调查。调查的结果自然不言而喻：歪曲事实，查无证据，纯属诬告。温彦博上奏说：“魏征虽无偏袒徇私，但是被人讲了坏话，还是有可以责备的地方。”于是，李世民便派温彦博去传口谕给魏征：“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第二天，魏征入朝面圣，请求李世民让他做良臣而不要做忠臣。李世民疑惑地询问：“忠臣和良臣有何区别？”魏征说：“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并列举上古的稷、契、咎陶是良臣，而龙逢和比干就是忠臣。做良臣不仅自己身获美名，而且皇帝也能得到赞誉。李世民听了恍然大悟，被魏征深深打动，赐给他绢五百匹。 魏征作为一代“诤臣”，敢于直言进谏，他成功的关键在于公心，讲究方式方法，善于因势利导。 据《旧唐书》记载：凡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有一为丁，六十为老。按照这个年龄分段，男的十五岁以上、二十岁以下为中男。唐制规定，男的到了二十一岁要服丁役二旬，若不役，则收其庸，每日三尺。贞观三年（629年），为稳定北部边境，李世民准备对突厥动兵，可是由于隋末唐初征战不已，人口损失极为严重，兵源十分匮乏。此时，负责征兵工作的检点使右仆射封德彝，向李世民建议说：“朝廷不需要和以前一样，只征召年龄在18岁以上的人，凡是家中次子身体强壮的人，均可以入军听用。”李世民准其所奏。可是当敕令送到门下省，魏征坚持反对，不肯签署，来回往返了三四次。李世民恼羞成怒，又下了一道命令：“中男已上，虽未十八，身形壮大，亦取。”意思是，即使没有满十八岁，只要是身体强壮的，也要征兵入伍。魏征还是不同意，坚决不签署命令。 于是，李世民就诏他和王珪入宫，怒形于色对他们说道：“尚未成丁的男子如果太小，自然不征召入伍；如果实在强壮，也可以参军。这对于你们来说有何不妥？你们这么固执，我实在不能理解你们的想法！”魏征毫不客气地回答：“陛下！天子用兵，不在乎兵力的多少，而在乎御兵之人是不是得法。如果御兵之道高明，现在所征强壮之人就已经够用了，哪里还需再征？”李世民不明就里，一时语塞。
魏征又接着严肃地说：“我听说把池塘的水放干了捕鱼，这样做的结果不是捕不到鱼，而是第二年就没有鱼可捕了；放火焚烧森林来打猎，并不是打不到野兽，而是第二年再也没有野兽可以捕获了。如果尚未成丁的男子全都应召入伍，国家的租税偿役，又由谁来承担呢？近年来，兵士失去战斗力，难道是因为兵士少吗？如果只是多征兵，即使人数再多，也没有战斗力。不如精挑细选强壮男子，尊重他们，厚待他们，一个人就可以发挥出百倍的神勇，哪里还用得着这么多人？”
魏征以“竭泽取鱼”“焚林而畋”的典故，劝谏李世民要长远眼光看待征兵问题，句句发自肺腑，震耳发聩。李世民听后频频点头，立即废除了征召尚未成丁人入伍的敕令，并赏赐给魏征金缸一个，赏赐王珪丝绢五十匹。 对于李世民来说，魏征是真正的诤友谏臣，不仅国家社稷他魏征要管，就连皇帝的后宫私事他魏征竟然也不放过。 有一年，长孙皇后想为唐太宗李世民寻访美女，用以充入后宫侍奉帝王。长孙皇后听闻大臣郑仁基有一个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美艳无双，国色天香，而且博览群书，品行端正，堪称才貌双绝的倾世佳人。于是，就推荐给李世民，李世民非常高兴，决定将其收入后宫，封为充华。
在唐朝嫔妃等级中，充华是正三品之阶，地位很高，像郑氏之女这样，一进宫就能做到九嫔之一的实属罕见，可见李世民对她的青睐。但是，魏征得知后，竟然在朝堂上公然反对，请求李世民收回成命。李世民面有不悦，说道：“此乃朕后宫之事，爱卿未免……”还未等李世民说完，魏征便正色道：“家国一体，帝王无私事，不能为所欲为！”于是，李世民又说道：“朕自践祚以来，也算励精图治，从不敢纵情声色，昔日放出宫人数千，现在只是略微补充一二，又有何不可？”李世民的话说得合情合理，但魏征却不为所动，继续说道：“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氏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其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该做的吗？”
李世民听了大吃一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诏命。但是，房玄龄等人却上奏说：“郑氏许嫁陆氏的事情没有明证，子虚乌有，册封大礼已经开始实施，不应中途停止。”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说以前是与郑家有资财往来，但并无订亲之事。李世民将信将疑，又召来魏征询问：“众臣也许是迎合朕意，陆爽本人也表白，这是何故？”魏征直截了当地回答：“陆家之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借此加害于他们，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魏征的这一句话，让李世民醍醐灌顶，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于是收回诏令，彻底打消了纳郑氏女为妃的念头。
只做良臣，不做忠臣。这不仅是魏征为官的座右铭，也是他犯颜直谏的动力源泉。即使在李世民盛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久而久之，李世民对他也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李世民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停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征问及此事，他笑着说：“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就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有一次，李世民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他把鹞鹰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征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将鹞鹰藏在怀中。魏征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鹞鹰闷死在怀里。 封禅，是中国古代帝王在泰山隆重举行祭祀天地的礼仪。据《史记·封禅书》曰：“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在封建社会，封禅，是帝王梦寐以求的最高境界。在中国传统礼仪文化中，祭祀文化也是排在第一位的。据《左传》说：“国家大事，在祀与戎。”古时皇帝自认为自己功劳很大，作为真龙天子需要向天地“汇报”一番。对天祭祀，称之为“封”；对地祭祀，称之为“禅”，天子所举行的最隆重的祭祀天地之礼，也就被称之为封禅。而封禅的地点，大多选择在泰山，因为泰山是五岳之首、天下第一山。据史料记载，中国历史上有400多位皇帝，曾经封禅的也仅有7位，李世民作为文治武功的佼佼者，不在其列，确实遗憾。 如果说李世民不想封禅，那是假的。要知道，随着秦皇、汉武封禅之后，历代帝王都以封禅为最高礼仪，李世民也是如此。但他之所以没有封禅，就是因为魏征的存在。贞观年间，四夷来朝，物阜民丰，李世民纵然不能与秦始皇、汉武帝并肩，但却远远高于其他5位封禅的帝王。其实，从贞观初期，李世民就想效仿秦皇、汉武去泰山封禅，可是他又不能亲口说来，所以他曾多次暗示文武百官。百官们为了拍马屁，也纷纷上奏，请求他前往泰山封禅。按照惯例，李世民要再三“推辞”，百官们要再三“请求”，最后再“勉强”答应，这样李世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去泰山封禅了。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贞观五年（631年），朝堂之上便出现了这样戏剧性的一幕。有一天，礼部尚书李孝恭奏请李世民行封禅大礼。李世民故作谦虚地说：“甫经大乱，凋残未复，田畴多旷，仓廪犹虚，远未极盛世。如匆遽行封禅泰山礼，只能招致嘲讽。”虽然李世民心里对封禅泰山早已向往之，但鉴于时势，他还是有所顾忌地否定了李孝恭的奏议。不过，李世民也没有把话说死，说等形势好转之后，再论也不迟。
李世民这种言不由衷的心态，立即引起了一些善揣上意臣僚的注意。同年十二月，武士彟继续奏请封禅泰山，虽然李世民也再次拒绝，理由与前次如出一辙，但他还是情不自禁地对群臣吹嘘起自己的“武功”、“文教”、“仁爱”、“敦本”、“崇信”，得意洋洋之情挂在脸上。他暗示群臣：“诚宜展礼名山，以谢天地。”再次流露出自己的封禅之意。贞观六年（623年），突厥平定，庄稼丰收，群臣又趁机上奏，鼓噪封禅泰山。李世民还是数次“谦虚”否决，说：“只要天下太平，家给人足，即便不行封禅礼，也会被视若尧、舜；如百姓不足，夷狄内侵，即便行封禅礼，也会被视若桀、纣。就像秦始皇虽行封禅，却被后世唾骂；汉文帝虽不行封禅，但被后世赞誉。”但他内心依然希望群臣“再接再厉”，毕竟只有群臣反复奏请，他多次“拒绝”，才能彰显其虚怀谦让的高风亮节。 群臣对李世民的真实意图洞若观火，也很识趣，所以“群臣犹请之不已”，而“上亦欲从之”。最后，禁不住大家的一再请求，李世民终于有所行动了，他正要答应的时候，却有一个人站了出来，表示坚决反对，这个人就是魏征。《资治通鉴》记载：“魏征独以为不可。”一个“独”字很能说明问题，当时魏征刚刚崭露头角，他要直面的不仅是皇帝，还有满朝堂的文武百官，当然也包括李孝恭、武士彟，甚至房玄龄等一干重臣，力量对比悬殊。群臣都建议封禅，唯独魏征认为不妥，李世民憋着一肚子火，怒问魏征六个问题，《资治通鉴》记载：上曰：“公不欲朕封禅者，以功未高邪？”曰：“高矣！”“德未厚邪？”曰：“厚矣！”“中国未安邪？”曰：“安矣！”“四夷未服邪？”曰：“服矣！”“年谷未丰邪？”曰：“丰矣！”“符瑞未至邪？”曰：“至矣！” 李世民再不顾忌什么风度和涵养了，连珠炮似的接连发问，魏征十分肯定地回答：“您做得都很好！”李世民继续怒问：“那你为何拦着不让我封禅？”魏征不慌不忙有理有据地阐述了不可封禅的五大理由：“其一，陛下虽有以上六德，但自从登基之后，唐朝的人口虽然有所增长，但还没有恢复到隋朝开皇年间的程度。其二，唐朝的粮食储备还不是很充足，不足以抵抗风险。其三，陛下去泰山，文武百官要随行，一路上需要大量的车马、粮食，现在还消耗不起。其四，周边国家国王或使者都要前去观礼，这些人从关中走到齐鲁，途经大唐腹地，对我们没有好处。来者都要赏赐，赏赐少了，就觉得大唐小气，赏赐多了，是挥霍民脂民膏。其五，封禅只是虚名，百姓为了这件事还要架桥修路，动用大量劳役，有百害而无一利。”最后，魏征又补充说：“陛下前不久龙体欠恙，也不堪长途颠簸劳累啊！” 李世民听完魏征一番话，沉默了良久。封禅，是他梦寐以求的事，但魏征说得入情入理。正巧，不久黄河泛滥，河南等地发生水灾，李世民便以此为借口，再次放弃封禅。正如《资治通鉴》所记载：“若天下义安，家给人足，虽不封禅，庸何伤乎！”此后，又有十几次将封禅之事提上议事日程，但魏征始终没有再发声，因为他目睹了君臣同力国富民强的巨大变化，或许在他的心里，此时李世民已经具备封禅资格，但终因各种原因，一代圣君李世民至死也未能封禅泰山，登上泰山之巅成为他永远的遗憾。 魏征虽以犯颜直谏闻名，但在政治能力与智慧方面并不亚于房、杜等名臣，他不仅敢说话，而且还很会说话。魏征之所以能成为犯颜直谏的典范，当然离不开李世民纳谏如流的决心，魏征曾对李世民坦言：“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这种赞誉的确是由衷的，是发自魏征的内心。同时，这种赞誉也成为君臣之间情感的润滑剂。 正所谓：贤君手下出名臣，昏君手下尽奸臣。不是臣子能力或人品不达标，而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据记载，魏征对《春秋》公羊学很有研究，这也为他提供了智慧源泉。公羊学，是以《公羊传》解释《春秋》的一门学问，它的特点是着重阐释《 春秋》中的微言大义。另外，魏征来自民间，更能了解百姓疾苦和心思，所以他能见人之所未见，言人之所未言。 贞观十五年（641年），李世民派遣使者出使西域，准备册立西突厥叶护可汗。西突厥的大本营在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城），是唐王朝经营西域的“安西四镇”之一。长安距离碎叶路途十分遥远，去一趟十分不容易，就有大臣向李世民建议：“使者跑那么远，只为册立可汗一事太可惜了。中亚一带盛产良马，可以顺便给朝廷买些马匹，这样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李世民一听很有道理，于是就决定采纳这一建议。魏征知道后，立即劝谏说：“陛下，现在我朝是以册立可汗的名义出使西域，而今可汗尚未册立，就去西域买马，突厥人一定认为我们出使的目的就是去买马，而不是专程去册立可汗。如此一来，可汗虽然被册立了，但他也不会对陛下您感恩。其他诸国，也会看不起我们大唐。”李世民觉得十分在理，于是下令停止买马，派使者专程前去册立可汗。 贞观十年（636年），是李世民生命中极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七月二十八日，李世民的“嘉偶”“良佐”、大唐王朝的长孙皇后在太极宫立政殿病逝，年仅36岁，这对李世民的打击十分巨大。李世民非常爱长孙皇后，将她安葬在昭陵。长孙皇后入葬后，李世民思念亡妻心切，于是就在宫中建起一座层观，他一有空就登到层观之上，遥望昭陵，思念长孙皇后，有时还会让大臣陪同悼念。
有一天，李世民带着魏征一起登上层观，指着昭陵的方向问魏征，看到那边是什么了吗？魏征说：“臣老眼昏花，看不到。”李世民大惑不解说：“那是昭陵啊！这么明显你怎么看不到呢？”魏征说：“陛下说的是昭陵啊，为臣看到了，臣以为陛下要臣看的是高祖献陵呢！”献陵，是唐高祖李渊的陵墓，魏征暗示李世民作为一国之君，思念亡妻到了这种程度，都超过思念父亲了。李世民闻之先是一怔，随即就明白过来，魏征这是在提醒自己不要只顾思念亡妻而忘了父亲，于是，含泪下令拆掉层观。尽管李世民追思妻子的行为有背礼教传统，但却是一个天子的真情流露。 不得不说李世民对长孙皇后感情至深，从李世民为他们二人的儿子取名上也可以看出这一点：“承乾”有着承载乾坤，继承大统之意；“泰”有着国泰民安之意；“治”则有治理天下之意。 魏王李泰，是李世民的第四个儿子，史载：宠冠诸王，唐太宗最宠爱李泰。那么，到底宠爱到什么地步呢？《旧唐书李泰传》这样载：“又以泰腰腹洪大，趋拜稍难，复令乘小舆至于朝所。其宠异如此。”贞观十二年（638年），有人向李世民反映说，朝中一些三品以上的大臣（魏征，房玄龄等）对魏王李泰不够尊重。李世民一听自己心爱的儿子受到委屈，雷霆震怒之下，二话不说，立刻把这些大臣召集到齐政殿，严词质问道：“难道以前的天子是天子，现在的天子不是天子？以前的天子儿是天子儿，现在的天子儿不是天子儿？”房玄龄等人被吓得不敢说话，赶紧磕头谢罪。唯有魏征严肃正色回应，仗义执言。魏征说：“从古至今，亲王列在三公之下。现在三品都是天子列卿和八座之长，为亲王下车，不是亲王所应当受的礼。求之于旧例，又没有可以作为凭证的依据；施行于现在，又违背了国法。”
李世民说：“国家所以立太子，是准备他将来做国君。然而人的长短，不在老少，假如没有太子，那就依次立太子同母的弟弟。这样说来，怎么能轻视我的儿子呢？”魏征说：“殷代崇尚质朴，有兄长去世其弟即位的礼义；自周以来，立太子必是嫡出的长子，以杜绝各个兄弟的私念，堵塞祸乱的根源，这是国君应当十分慎重的事。”李世民自知理亏，承认自己是因私爱而忘公义。
创业不易，守成更难，中国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教训，这也是李世民开启贞观之治后一直思考的问题。贞观四年（630年）十二月乙未，李承乾的嫡子李象出生，因为皇孙诞育之喜，李世民于临华殿大宴三品以上的朝臣，酒酣耳热，他问群臣：“诸位爱卿，你们说说，是创业难啊还是守成难呢？”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回答说：“隋末天下大乱，群雄竞起。陛下身经百战，历经重重危险，才打下今日江山，自然是创业更难。”魏征则回答说：“帝王刚开始创业的时候，都是天下大乱。乱世方显英雄本色，也才能获得百姓的拥戴。而得天下之后，渐渐有了骄逸之心，为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断滥用民力，最终导致国家衰亡。以此而言，守成更难啊。”
李世民听罢颇有感慨地说：“玄龄当初跟朕打天下，出生入死，备尝艰苦，所以觉得创业难。贞观以来，魏征与朕一起治理天下，担心朕生出骄逸之心，把国家引向危亡之地，尽心对我，进献忠直的劝告，安国利民，敢于冒犯国君尊严直言规劝，纠正朕的过失的，只有魏征一人而已。所以，我觉得守成更难，朕跟大家一起谨慎面对吧。”说罢李世民解下佩刀，赐给了他俩。 李世民作为一代圣君，虽然开创了“贞观之治”，但他并非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也是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凡人。人性的弱点缺陷，同样也会在他身上体现。晚年的李世民，渐渐滋生自满情绪，开始有些骄奢忘本，安于享乐，大兴土木，相继修建了翠微宫、玉华宫等富丽堂皇的大型宫殿。于是，就有大臣上奏疏说：“陛下，您这样大兴土木，会加重老百姓的负担。”而李世民却认为老百姓不做事才会产生惰性。贞观十一年（637年），五个月内，魏征一连上了四道奏疏，劝谏李世民“鉴彼之所亡，念我之所以保”，励精政道，巩固统治，善始善终。 两年之后，魏征又上《十渐不克终疏》，指出李世民十个方面不足，恳请他改正，继续保持贞观之初的优良作风。在《十渐不克终疏》中，魏征首先指出，古代帝王建立王业后，为了把政权“传之万代”，必先扬淳朴而抑浮华，贵忠良而鄙邪佞，绝奢靡而崇俭约，重谷帛而贱珍奇。政治清明，国家安定。唐太宗在贞观之初“抑损嗜欲，躬行节俭”，那时“内外康宁，遂臻至治”。但近年以来，稍乖曩志，“敦朴之理，渐不克终”，具体表现在十个方面：即无为无欲之风渐坠，好奢纵而忘卑俭，骄侈劳人之事日多，近小人而远君子，好尚奇异，求贤之心日衰，畋猎为欢，君臣关系淡薄，傲气日增，不关心人民疾苦。最后，魏征劝谏李世民“思而改之，与物更新”。奏疏条分缕析，词正理直，有理有据，气势雄骏，分析透彻入微，李世民读后“深觉词强理直”（《贞观政要》）。 古往今来，帝王在接班人的选择上都慎之又慎，因为这是关系帝王政权“传之万代”的大事。贞观后期，太子李承乾不学习德行和术业，宠幸太常乐人，私引突厥入宫，李世民为此十分生气。贞观十六年（642年）二月，深受李世民宠爱的魏王李泰，将其主编的《括地志》献给李世民，李世民非常高兴，如获至宝，不仅将这部著作收藏进皇家藏书阁，还接二连三地赏赐李泰，甚至超过了太子的规格。于是，再次引发热议，“兄弟夺嫡”的传言四起，李世民听到后，十分生气。李承乾固然让他倍感失望，但是为了把他培养成合格储君，自己已经付出了很多心血，根本没有废太子之意。李世民对侍臣们说：“当今朝臣忠诚正直的，没有人能超过魏征，我派他辅佐皇太子，以杜绝天下怨言。”李世民煞费苦心，任命魏征为太子太师，此举意在告诉众人，朕是不会废掉承乾太子之位的。魏征自称有病推辞，李世民说：“汉朝的太子以四老为辅佐，我现在依靠您，也是这个道理。知道您患病，你卧病也可以保全太子。”由此，不仅可以看到李世民作为一个父亲的良苦用心，也可以看到他对老臣魏征的绝对信任和依赖。
贞观十七年（643年），魏征病逝，李世民亲临吊唁，废朝五天，并亲自刻书碑文。痛失重臣良相的李世民，第一次感到了孤独无援的寒意，而此时那些蕴积数年内忧外患的各种矛盾也纷纷暴露出来。这一年，日益狂悖骄躁的李承乾，在试图暗杀李泰失败后，竟然蓄意逼宫谋反，李世民将其废为庶人，流放于黔州。同时，幽禁魏王李泰于北苑，诏立晋王李治为皇太子，避免了历史上不胜唏嘘的一幕再次上演。同是这一年，李世民认为“天下大定，唯辽东未宾”，决定出兵远征高句丽，两年后又御驾亲征。“太宗之定天下，多以出奇取取，独辽东之役，欲以万全制敌，所以无功。”然而，作为大唐战神的李世民，这次却无功而返，唐军死伤无数，战马损失十分之七八。“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患难思忠臣，李世民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慨然叹息。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透过那些泛黄的史册，感怀与思考，寻找与追问，看到的是起伏跌宕贞观23年间，君臣携手、励精图治、以礼安邦、以德治国的壮美画卷。贞观佳话，遗泽后世，已成为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重要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