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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四月，怀着“出将入相”梦想的白居易，被任命为盩厔（今陕西周至县）县尉、集贤校理，这一年白居易35岁。白居易虽然远离帝都长安，但是他的内心却始终没有离开过庙堂。位卑不敢忘忧国，白居易无时无刻不关注着国事、天下事，他对帝国存在的种种弊端，以诗歌这一独特的文学方式进行着婉言规谏。短短两年时间，白居易创作的政治讽喻诗歌多达百余篇。 

       好诗传千里，一时洛阳纸贵。白居易的诗歌传到了长安宫里，正力图振兴国家的唐宪宗（778-820）看了后，不但不以为忤，反而甚是喜爱，遂成为白居易的铁杆粉丝。当然，唐宪宗喜欢的还有白居易创作的那首《长恨歌》。“周至尉、集贤校理白居易作乐府及诗百余篇，规讽时事，流闻禁中。上（唐宪宗）见而悦之，召入翰林为学士。”《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三》对此有详细记载。白居易的才华终没有被世俗所淹没，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冬，唐宪宗将白居易召回长安，任命他为翰林学士，此时的白居易也只是暂时借用。在经过短暂的借用期后，唐元和三年（公元808年），37岁的白居易正式调到长安，担任左拾遗，同时兼任翰林学士。

       就这样，作为诗人的白居易开始在大唐政坛上闪亮登场，他是抱着“不负君王不负民”的满腔热忱走进长安城的，白居易报效朝廷的雄心大志如同这个春天万物萌发一样，在肆意生长。同样是这一年，唐宪宗李纯这位奋发有为的皇帝，效法“太宗之创业”、“玄宗之治理”，继续自己的中兴大业，开始推行制举贤良方正科特试，同时在朝野上下的呼声中，恢复了武举考试。

       唐代行政法典《唐六典》规定，左拾遗设在门下省，序在左散骑常侍、谏议大夫、左补阙之后，职级是从八品下，官位虽然不高但非常重要，毕竟是大唐帝国最高的公务机关之一。左拾遗，意思是国家有遗事，拾而论之，是国家重要的谏官。左拾遗同左补阙共同掌管供奉讽谏，遇有与时势不相适应、与正道不相符合的事情，大则当廷上谏，小则封书上奏，并负责向国家推荐贤才良臣。此时的白居易虽然没有“出将入相”，但从此有了为大唐帝国进言献策的机会，自己内心深处开始有些波澜。为此，他还专门写了一首诗，意思是说：“在我之前的文学家陈子昂和大诗人杜甫都曾做过左拾遗，他们做得都很好，名盖天下，我要以他们为榜样，向他们学习。”白居易决心不负皇恩，粉身碎骨也要努力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纵观古今，不知有多少帝王痴迷于丹药，以期“长生不老”，永享世间繁华，大唐诸帝也莫过如此。因道教尊奉的老子姓李，大唐皇室也姓李，所以唐朝皇室便尊称老子为始祖，自称老子后裔。因此，在唐朝近300年的历史长河中，历代帝王以道教为“本朝家教”，使道教发展达到了一个新高度，道教的流行也推动炼丹术的快速发展，以至于唐朝诸帝对丹药的迷恋程度空前绝后。据有关资料显示，大唐21帝中，迷恋金丹服饵术的至少有11 帝，其中有5位皇帝死于丹药。

       正因如此，当白居易努力践行着自己政治抱负时，唐朝炼丹家清虚子也在用另外一种方式践行着他“不负君王”的誓言。公元808年，清虚子撰写的《太上圣祖金丹秘诀》出版，这也是中国有关火药的最早记载。尽管千年已逝，时间早已对道教炼丹延年益寿的荒谬说法有了定论，但是清虚子通过改进孙思邈的药方，最终研究出火药的雏形，后来就有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黑色火药，由此看来清虚子还是功不可没的。

       担任左拾遗后的白居易，十分珍惜这个来之不易报效国家的机会，他决心竭尽平生才识，尽好言官之职，努力做到朝廷得失无不明察，天下利弊无不陈说，有缺漏必规劝，有过失必进谏，以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要为实现大唐中兴之梦而贡献自己的力量。由此，白居易才不计风险，屡次疏谏，频繁上疏言事，屡屡在太岁头上动土，对唐朝面临的诸多困境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白居易铮铮铁骨，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非常勇敢地向朝廷提意见，甚至当面指出皇帝的错误。对此，无论是新唐书还是旧唐书都提到了这一点。

2

       唐元和三年（808年），淮南节度使王锷入京朝见，他以钱财铺路，巨款重贿宦官，谋求出任平章事（即宰相）。白居易对此深恶痛绝，他认为王锷既无“清望”，又无“大功”，德不配位。于是，就向朝廷上谏说：“王锷勒索民财进奉，为的是取得自己不配获得的官位，倘若顺遂了王锷的意愿，四方藩镇纷纷效法，‘百姓何以堪之’”。意思是说王锷等人买官的钱是从老百姓身上搜刮来的，如果侥幸之门一旦打开，别人纷纷效仿，那以后就无法收拾了。唐宪本想顺水推舟，成全王锷，但看到白居易如此言辞剀切，也只好作罢。

       这一年5月，长安举行考试，选拔人才，举人牛僧孺、李宗闵因为在考卷里批评朝政，涉及到宰相李吉甫。考官认为两个人都符合选拔条件，便把他俩推荐给唐宪宗。这件事传到宰相李吉甫的耳朵里，他听说牛僧孺、李宗闵批评朝政，揭露自己的短处，十分懊恼。便在唐宪宗面前告状诬陷说：“牛僧孺、李宗闵与考官有私人关系，考试有舞弊行为。”唐宪宗信以为真，便把几位考官降了职，牛僧孺和李宗闵也没有得到提拔。此事引起朝野哗然，白居易知道后便上疏为牛僧孺等人诉冤，谴责李吉甫嫉贤妒能，唐宪宗迫于压力，只好将李吉甫贬为淮南节度使，也正是因为这一次的上疏，白居易得罪了李吉甫及其子李德裕，不幸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在此后几十年的“牛李党争”中，白居易始终为李德裕所排挤，由此决定了他一生仕途不顺利。后来牛僧孺成为唐穆宗、唐文宗时期的宰相，政界贵胄，文坛名士，与白居易成为挚友。晚年白居易辞官闲居洛阳，与石为友，经常与告老定居洛阳的名相牛僧孺一道赏石、咏石，为了纪念二人的友情和记载牛僧孺的爱石情愫，白居易还于会昌三年(公元843年)五月题写了著名的《太湖石记》，这也是中国赏石文化史上第一篇全面阐述太湖石收藏、鉴赏方法和理论的散文，《太湖石记》不仅提升了牛僧孺在古代石坛上的影响，后来也成为千古名文。

       在大唐高高庙堂之上，宦官和权臣的眼里，白居易就是一个“油盐不进”的人，对其越来越恨之入骨。其实，对于身为谏官的白居易来讲，自己行走庙堂之上，就应该上不负君，下不负民。铮铮铁骨，宁折不弯，这是白居易与生俱来骨子里的秉性，更是他出仕为官之道，以至于白居易一次又一次高高举起规谏利剑，义无反顾地劈向那些违反公序良俗的王公贵族。

       唐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唐太宗时著名大臣魏徵的玄孙魏稠生活一度捉襟见肘，不得不将祖居住宅典押给别人，以换取生活用度。别有用心的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得知消息后，为了收买人心，李师道便上疏朝廷，请求用私财将住宅赎回，还给魏稠。门面上看这是件好事，李师道替国家分忧，替名臣之后着想。但对于李师道的别有用心，白居易是心知肚明的，当然那些王公大臣们也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李师道（？-819年），营州（今辽宁朝阳市）人，高句丽族，是唐朝地方割据军阀平卢淄青节度使李纳的次子。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其兄长李师古死后，李师道自领平卢淄青节度使，拜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割据十二州之地，其势炙手可热。李师道不光有狼子野心，还是个典型的“两面人”。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正月，唐宪宗决定对割据独立的淮西吴元济用兵，作为平卢淄青节度使的李师道感到威胁，于是他就采用面上支持帮助官军讨伐吴元济，暗中却联合吴元济，企图牵制朝廷，巩固自己的地位，是个彻头彻尾的“两面派”。并且，为了威胁那些支持用兵的官员，李师道还派出刺客在京师暗杀了力主用兵淮西的宰相武元衡。不久，又派人潜入东都，企图焚烧洛阳宫阙，杀掠市民，后因事泄未能得逞。李师道为魏徵子孙赎买住宅是假，沽名钓誉是真，白居易早就看穿了他的丑恶嘴脸。本来唐宪宗准备命令白居易草拟同意李师道请求的诏书，白居易却谏言道：“魏徵是先朝著名宰相，当年太宗曾经赐宫殿所用建材为他修建正宅，以示特别褒奖，与其他官员的宅第都不一样。而今魏徵的子孙欲典押，需要的钱也不多，应该由朝廷为其赎买，而不能让李师道掠此美名。”唐宪宗是个聪明人，一听马上明白了其中道理，他就命人从内廷专库中支出两千缗钱赎回住宅，赐给魏稠，禁止他以后再典押出卖。

       一年之后，天下大旱。唐宪宗准备颁布德音令求雨。白居易觉得颁发这德音令也没什么用，还不如来点实惠的。于是，他上疏唐宪宗劝谏道：“要让民众得到您的恩惠，我认为最实际的就是减轻他们的税赋负担。”进而又说道：“宫中人员数目超出供内廷驱遣所需的甚多，办事应当节省开支，裁汰冗员。”唐宪宗觉得白居易说的有道理，于是很快颁布诏书，免除本年租赋，外放宫女，杜绝进献，等等。这些惠民举措的出台，都是多亏了白居易的仗义执言。

3

       大唐王朝在经历“安史之乱”之后，盛唐气象已经渐渐消失殆尽，王朝内外，百病丛生。“有阙必规，有违必谏。”白居易犹如苦海中苦苦抗争的一条鱼，他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为朝廷、为天下人拾遗补缺，丝毫不在乎仕途的升迁。他要让规谏的炮火来的更加猛烈一些，以期打掉那些弥漫在庙堂之上的瘴气氤氲。

       白居易首先向骄横不法的权臣开炮，他把批评矛头对准了骄横不法节度使。经过“安史之乱”的中唐，有很多节度使还处于半独立状态，如前面提到的李师道一样，这些节度使统治地域广阔，兵强马壮，拥兵自重，骄横无法，从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平日里残酷剥削地方百姓，搜刮的租税也从不上交朝廷，藩镇割据成为不得不铲除的“毒瘤”。白居易屡屡上疏朝廷，请求严惩这些节度使。其中有一个叫裴均的荆南节度使，曾经在唐宪宗上位过程中立下过大功，深得宪宗信任。尽管裴均在节度使任上无法无天，但唐宪宗还是念及旧情，想把裴均召回长安委任他为宰相。白居易得知后，对此坚决反对，连续上疏朝廷。最后，唐宪宗迫于舆论压力，最终没有让裴均出任宰相，只好把他安置到山南东道继续做节度使。眼看到嘴的肥肉又没了，裴均当然不死心，于是他开始经常向唐宪宗献宝。据《旧唐书本纪》记载：“四年夏四月壬午，裴均进银器一千五百两，以违敕，付左藏库。”裴均的出手大方，哄得唐宪宗很高兴。白居易知道后，又提醒唐宪宗道：“裴均怀有野心，他这是在试探您，还是将银器退回去吧。”人都喜欢好东西，唐宪宗也不例外，他拒绝退还，下令暂时交给宫廷管理局保管。为了遮丑，唐宪宗还规定，不允许再有人查询此事，如有人要查询，必须先把查询者的名字向他报告。规定一出来，白居易当即上疏反对，但是唐宪宗不听，不但不听，唐宪宗还对人说：“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唐宪宗时期，虽然白居易上疏言事多获接纳，但是作为九五之尊的皇帝，唐宪宗对白居易一次次的言事直接十分感冒，实际上他也不喜欢别人指指点点，对他的决定指手画脚，而恰恰白居易忽视了这点。

       白居易放的第二炮是批评宦官乱政。中唐时期，宦官掌握着朝廷重权，有的甚至可以决定皇帝的废立。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曾这样评价道：“宦官掌控皇帝就像是掌控着一个婴儿样，可以随意玩弄。皇帝对太监非常害怕，如乘虎狼，而挟蛇虺。”由此可见，就连皇帝都如此害怕宦官，其他朝臣就更不用说了。但是，白居易不怕，他上疏抨击批评宦官成为常态，尤其是抨击俱文珍、吐突承璀这些皇帝最宠爱的宦官头子，更是不惧个人安危，对此史书上都留有很多记录。尤其是抨击宦官头子吐突承璀更是不得不提及的一笔，吐突承璀是鲜卑人，也是整个唐宪宗朝最受宠爱的宦官头目，以至于唐宪宗把御林军的指挥权都交给了他，也就是皇帝把自己身家性命都交给了他，由此可见唐宪宗对吐突承璀的相信程度。更为荒唐的是唐宪宗还任命吐突承璀为领兵作战统帅，有一次朝廷要出兵镇州（今河北正定），唐宪宗准备任命吐突承璀做招讨处置使，所谓招讨处置使也就是统帅的意思。白居易得知后非常愤怒，就谏言皇帝说：“我们堂堂大唐帝国军队，怎么能叫一个宦官做统帅呢？名不正、言不顺。”唐宪宗被白居易说得哑口无言。但是唐宪宗又不愿意改变自己的决定，得罪吐突承璀，他灵机一动，就把统帅名号改为“宣尉使”，仍叫吐突承璀统领军队，可是吐突承璀根本不会打仗，出征很长时间战事都没有进展。白居易又接连三次上疏，要求朝廷罢免吐突承璀……其实，在唐宪宗时代，像白居易这样直接敢于尖锐抨击位高权重宦官头子吐突承璀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而恰恰白居易就是一个。

       知难克难，知错即谏。白居易谏言献策的眼光不仅仅盯着庙堂之上，同时他也盯着民间群众疾苦。《和籴法》，是中国历史上对粮食供应进行国家管理的一种方法。这种管理办法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实施，以后各朝代均不同程度地实行。《和籴法》的核心理念是：在丰收年份或者粮食盛产地区，政府用低价收购粮食，以防止粮食歉收时出现饥荒。但是《和籴法》却经常遭到粮食生产者和商人们的抵制，因此到了中唐就变了样，不管是丰年还是凶年，一律按照规定强迫农民以低价交售粮食，农民利益受到很大损失。白居易了解情况后，接连上疏朝廷建议修改这一规定。白居易作为谏官充分体现了儒家以民为本的思想，也体现了儒家舍身成仁的政治风范。

4

       在白居易看来，仅仅“有阙必规，有违必谏”还是不够的，作为时代文人，还应秉持“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创作理念。所以，白居易以自己的文枪笔剑补察时政，写了很多直击现实揭露贪腐的诗文，千疮百孔的腐败政治，被他的文枪笔剑屡屡刺中，使得他最终成为了那些把持朝纲者的眼中钉、肉中刺。当愈战愈勇的白居易，迟志不渝地抱着自己那颗花岗岩般坚实的忠心，勇往直前义无反顾时，终于撞到南墙了。

       正当白居易意气风发地为实现自己政治抱负而奋斗的时候，他的母亲突然去世了，按照丁忧守制的规定，白居易回到家乡新郑为母亲守孝，直到公元814年冬天，43岁的白居易才被唐宪宗再次召回长安。可是这次回到长安，一场震惊朝野的事件改变了白居易的人生。回的长安的白居易被任命为太子左赞善大夫，实际上就是专门为太子服务，在太子手下做官。唐时因为太子居住东宫，所以唐人又称太子左赞善大夫为东宫官。具体职责就是当太子举动不妥当时，负责劝导太子，实际上也是一个冷官，正五品上。

       公元815年6月3日，一件震惊朝野的突发事件发生了。这天清晨，报晓的晨鼓刚刚敲过，天色未亮，大唐宰相武元衡在夜色中乘车赶赴大明宫上朝，马车刚出靖安坊东门，突然有数位刺客冲出，吹灭烛火，刺杀武元衡。武元衡当场身亡，刺客提着他的头颅扬长而去。而与武元衡一同被刺杀的，还有御史中丞兼刑部尚书裴度，裴度虽然没死，但也深受重伤，随从仆人为救他被砍断一只手臂。长安城内，在大唐王朝的京师重地，朝廷的一把手、二把手竟然同时遇刺，宰相身亡，头颅被割，御史大夫兼刑部尚书重伤，这种恶性事件世所罕见，一时之间，朝野震惊，哗然一片。满朝文武虽然都心知肚明，知道刺杀事件是意欲把权弄政的李师道藩镇势力所为，但却无人敢说。大唐帝国的首都长安，发生这种事情，简直就是帝国的耻辱。然而，更让人震惊的是事情过去一个多月，朝廷却迟迟没有动作，凶手竟然还逍遥法外。刺客胆大妄为，在长安城里散发纸条，制造恐慌，威胁称：“毋急捕我，我先杀汝！”义愤填膺的白居易再也坐不住了，他绝对不允许大唐纲纪被人这样肆意蹂躏践踏，愤慨上疏朝廷说：“藩镇势力猖狂到如此程度，堂堂朝廷还不出手，颜面何存？叛乱旦夕即至！请朝廷赶快捉拿凶手，查清幕后主使，予以严惩。”尽管朝廷最终吸纳了白居易的建议，但是按照朝廷规制，作为太子左赞善大夫的白居易是不得过问朝廷之事的，他越职上疏之事，短短两天就传遍整个长安。白居易的所言所行，惹恼了朝廷中那些弄权之人。他们认为：“白居易一个小小的五品官，又不是谏官，朝廷的大事还轮不到你来指指点点，更何况你又是第一个站出来的，让我们这些人脸面何在？”于是，就找了个“莫须有”的罪名来诬陷白居易，说他“不孝”，浮华无德行。

       俗话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政敌和权贵牢牢揪住白居易的母亲看花掉到井里淹死这一事件作文章，说白居易母亲死了，他居然还写《咏花》和《咏井》的诗，这就是典型的不孝，在封建王朝这可是骇人听闻的大罪名。既然白居易“不孝”，那也就没有资格做太子左赞善大夫，不能教导太子了，因为人品有问题啊！于是，朝廷就准备把白居易贬谪出长安任江表刺史，但是中书舍人王涯落井下石，上疏朝廷说：“白居易这样不孝之人做刺史不行，必须贬得更低。”朝廷便追诏将白居易贬到长江南岸的江州任司马。

       白居易的济世抱负和独高眼光，让他自己成为最早最先感受到王朝衰败将至的人，面对“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朝廷，白居易当兼济天下的理想无法实现，经世之才不能施展时，满腔热情已化为苦闷忧虑，独善其身，乐天知命。仿佛一颗满怀无比热情和熊熊火焰的小宇宙，在刚要步入轨道高速运转的时刻，却被强行按下了停止键一般。这次白居易被贬江州做司马对他而言内心的震动是不言而喻的，他只得以切肤之痛重新审视险恶之极的政治斗争，决定激流勇退，避祸远害，走独善其身的道路。

       文章憎命达，忧愤出绝唱。当白居易遭遇贬谪时，一篇千古名篇却正等着他来书写。白居易在江州从政之余，借山水之景抒情，以吐胸中块垒，写出了《长恨歌》那样流传千古的绝唱《琵琶行》，成唐诗巨匠。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以大量笔墨在十多处地方记载了白居易的事迹，特别是浓墨重彩地记载了他作为“左拾遗”的谏言故事。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八记载，白居易任左拾遗时，屡屡当众指摘宪宗皇帝“陛下错”，使得宪宗十分恼火却又无可奈何。“窥一斑而知全豹。”白居易盛年为官，始终坚守“达则兼济天下”的信条，历史是记得的，尽管后来也有“江州司马青衫湿”，我想他终究是无憾的！（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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